这一目标在上述三个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秒速彩票截止2014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已有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但是,表面上的发展速度并不能掩盖行业发展的困局。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由于监管经验的缺乏及政出多头的原因,中国小额贷款行业的顶层设计存在许多矛盾及值得商榷的地方。

  自2005年我国在五省开展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以来,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截止2014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已有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但是,表面上的发展速度并不能掩盖行业发展的困局。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由于监管经验的缺乏及政出多头的原因,中国小额贷款行业的顶层设计存在许多矛盾及值得商榷的地方。

  国际上的有影响力的小额贷款起源于孟加拉国尤努斯教授的格莱珉模式,是针对穷人一种以公益为出发点的非盈利性组织形式(后发展为可吸储的银行),1994年被引入中国,主要以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NGO面目出现,经营目的均非以盈利为主。在此之后的2005年10月,我国在五个省份开展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此后10年,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小贷公司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2008年5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和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立村镇银行;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公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中的积极作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纵观这三个文件,看上去似乎给出了清晰的小贷公司的发展路径,由小到大,由小贷向银行的思路也很清晰,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路径的设计,无形中使得小贷公司的公益性色彩逐渐淡出。在中国民间商业性金融受到压抑且金融业搭上经济高速列车的历史环境下,关于小贷公司改制村镇银行的制度设计,更使得民间商业性金融资本纷纷抢乘小额贷款公司的快车,以此当作获得金融牌照的最佳路径。

  这三个重要文件有意无意中将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推向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从这时起,国际上通常意义上的小额贷款,在中国已被异化,全国公益性小额贷款公司反而变成了另类,绝大部分小贷公司都变成了商业性类银行金融机构的微缩版,均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标。

  与此同时,监管当局又希望引导民间金融资本全部投向三农、小微企业这些缺乏金融服务且风险极高的信贷领域,以此弥补官方金融或社会信贷救助成本的缺失。最后的结果是这种发源于公益性的小额信贷制度框架,却建立在民间商业性金融资本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从业人员,均被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属性所困扰。

  造成这一结果的另一重要历史原因当属中国金融的垄断与压抑。监管当局希望利用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新的金融业态对不透明、不合规的民间金融进行引导,以推动或丰富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一目标在上述三个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正是这种兼得的心态,直接导致了公益性小贷与商业性小贷的定位模糊,使得中国小贷行业的监管与发展出现了问题,《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这一政策出台数年竟无一家小贷公司改制成功,就是这种矛盾的最直接体现。

  当前形势看,将中国的小贷公司重新引流至公益性领域已不现实,更不必要,没有谁规定小额贷款一定是公益性的社会信贷救助机构,但明确区分两者属性及不同的管理原则,则是当前小贷公司立法的重要前提。中国当下绝大部分小贷公司属于民营商业性金融范畴,这一事实已无法改变,因此监管当局不能简单沿用国际上适用于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的监管思路与模式。

  中国的小贷公司,作为民间金融合规化及打破金融垄断的先行者,被视为非吸储类商业放贷机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当然,给予中国公益性小贷公司以足够的关注及积极的政策扶持,并制定独立的规则以使其回归国际主流,为其规划更简单清晰的发展路径更是必须。

  总结全国当下所有的小额贷款公司政策环境,只见监管成本层层叠加,而几无监管利益可言。与一般民间从事借贷业务的投资公司相比,小贷公司无论是法律地位还是税收政策,均未见明显的优势。全国层面的监管制度除了给小贷公司一个金融牌照的空中之饼外,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红利出现。各省市金融办等行业主管部门尽管也争取了一些零星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相对于小贷公司承受的监管成本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各省份对小贷公司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别,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准入审批、资本金的监管,还是业务规范及对IT系统和人员的要求,几乎所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均承受相当多的监管成本是不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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